「如果說任一時間點的運載量、交通量或旅人數量,是評估一條路線重要性的唯一判準,那麼絲路可說是人類史上旅行量最低,或者說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條路線。」(頁301)
這本《絲路新史︰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(The Silk Road: A New History)》的寫作主旨有點奇怪。作者利用了絲路考古與文獻的研究,以七個章節講述了七個古代城市,材料洋洋灑灑,但目的是要證明「這條絲路的貿易在歷史上完全不重要」?我讀過不少歷史論述,論述者通常都會把自己研究的內容無限放大的趨向(比如杉山正明研究蒙元史,連帶把劉邦建立的漢朝也和遊牧民族攀附上了……)。但這種把自己研究給無限貶低的情況,倒是我第一次所見。
作者的治學方式,是從出土材料來加以論斷︰一直到今天出土的文獻中,都沒有發現足夠「證明」絲路貿易量興盛的證據。比如像出土的龜茲的海關記錄,無論來往人員、攜帶貨物數量、全年的申請件數,差不多都是「個位數目」;而吐魯番出土的法庭殘片上,一個商人所留的遺產也僅止於275匹絹和二駝四牛一驢。再加上中國世傳的文獻幾乎沒有特別記述,因此我們百年來印象中「絲路」,基本上不是什麼重要的商業路線。
我沒有作過這方面的專業研究,無法確定作者這種結論是否為真。不過記得先前讀過大航海時代歐洲東印度公司的統計列表,從數字上看,也與我過去印象中商港內的艫舳千里、泊岸船隻的節比鱗次,相去甚遠。我可以同意過去我們對於商隊在絲路上的項背相望,一定是過度浪漫化的景像。但在現代工業化規模的貿易型態之前,跨國貿易要怎麼樣才稱得上是「繁盛」,這是帶有評論者的主觀在裡頭的。而在宋代開始所謂的「海上絲路」,原本就是由一段段區域之間的短暫商貿所「串聯」起來的,因此各個參與份子都只負責少量的商品流通。只有到西歐人到來,打破這種各自分工的均衡,才出現商盜軍工複合體加以壟斷的新時代。
至於中國文獻方面缺乏相關記錄一事,我也很容易可以「脈絡化」這個問題的解釋:華人傳統在表面上抑商,要我是日進斗金的成功大商賈,我也不敢成天吹噓自己的賺錢帳目,而是會留下我宣揚道義、追求真理的文字資料吧。若後世不能脈絡我擔心被社會視為暴發戶的背景,那麼那位學者便很難從中猜到我在世時的事業真相。所以史料選取與解讀很重要,並非從土裡挖出的當事人材料永遠為真,也不是世傳的正史記述都是帶有意圖刻意化妝後的次級品。
至於本書作者在行文上,也瞧出一種「輕視中國世傳材料」的習慣。比如犍陀羅語族的代表「月氏」,作者便用「中國人將夷狄安排中國故鄉」的傳統,直接摒斥了月氏在甘肅源起、受匈奴侵逼而分為「大月氏」、「小月氏」兩支(46頁)。作者並未提出新理論或其它的考古材料,僅從自己的意願就直接論斷中國寫史者亂寫,那倒顯了太過度了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